我们抓住法治体系建设这个总抓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深化法治领域改革，统筹推进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

(28)随着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明确提出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由此，孤立的或分裂的历史开始向整体的或统一的历史转变。

习近平深刻指出：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14)《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3页。我们党要在这样的大国长期执政，保证国家统一、法治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就需要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84)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家群体是一支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85)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9页。

创造性地阐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确立坚持人民至上的法治价值准则，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在21世纪的发展作出了原创性的理论贡献。(5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1-592页二是a、b、c、 n这些括号内部分，它就是处于总则之后的分则各编。

他们认为，封闭的或无漏洞的并非法律条文，而是条文背后的概念金字塔。并且由于内部无矛盾这个最小体系性的要求，未发现之规范似乎必然呈现出xd、xe、xf的特点。由于后面这些部门法并不存在完备价值，而只能将宪法作为假总则，因此将它们统统视为与宪法同一类别，至少不存在基于完备价值的反对意见，所以它们可被整体上叫做公法，即公法是由宪法这个法典加上所有非法典的法律所组成。[11]应松年：关于行政法总则的期望与构想，《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9页。

二是它以能够（通过提起公因式）获取民法总则作为编纂条件，这是法典化的事实条件。在这个一般理论面前，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环境法之类的部门法划分，并不构成法典化的真正困扰。

只不过，宪法此时仍不应采取以自身之规定做判断标准的积极介入方式，因为这等于同时否认所有相关的完备价值。之所以应由宪法来处理，是因为冲突各方均属自足的完备价值，由任何一方给出处理方案，都难免有否定对方价值自足性的效果。这就是为何由此激发出来的法典化想象，是关于所有部门法的。这是因为：从立法的角度讲，具备立法属性之法典编纂的反面，是不具备立法属性的法律汇编。

现在的问题是，此时的单行法通常是单数还是复数？答案不言自明，一定是复数。[38]参见维亚克尔，见前注[32]，第473页。这立刻引发如下问题：是不是任意复数单行法均可汇编起来？并非如此。[34]参见维亚克尔，见前注[32]，第418页。

另一方面，由于万全法典背后功利原则这个价值，一定具备普遍性，所以它必然会支持所有部门法的法典化。[51]所以，民法中必须确立意思自治原则对于拥有管制味道之诚实信用原则的规范优势地位。

第一，该说法前后矛盾，涵摄机器的法官角色无法维持。[49]简单说，价值完备性一旦形成，就意味着该部门法具有自我辩护的能力。

所以，法体系的内部构成就是文章题目不可缺少的部分。既然本部门法的所有规范均已获得，这意味着归纳的对象已经穷尽，这种完全归纳的该推理结果就必然为真。这同时表明，对其他部门法而言，封闭性的理解缺乏根据，但这是否意味其法典化同样缺乏根据？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应当法典化的部门法，就只剩下了唯二的宪法和刑法，其他部门法均无理由法典化，包括通常被认为最应法典化的民法。其三，这将使得公法有机会侵入私法，私法自治将彻底沦为泡影。由此，就会产生出一个全新的任务：除了封闭性，完备性还能做何种理解？并且，这种理解下的完备性为什么是恰当的？ （二）总则的两个问题 1.无总则之法典：法典的独立类型？ 既然已经谈到宪法，讨论无总则之法典的时机已经成熟。[10]参见周佑勇：行政法总则中基本原则体系的立法建构，《行政法学研究》2021年第1期，第13-25页。

这是对既有法典理论的直接挑战，因为一旦承认法典=体系性+总则，这一定蕴含法典必然拥有总则的主张。但果真如此吗？这需要仔细讨论第二种类型的几种可能。

因此，一旦脱离具体法律而谈论法律表现形式，单行法与法典都将是合适的类型，而非只有法典才唯一合适。因为，任何法律法规，都无法抗拒体系性的要求，它自然也会蕴含着原则的部分。

除同属一个部门法外，它们别无共同之处。[13]另一方面，由于近年重要制定法的第一条纷纷写明依照宪法、制定本法，并且宪法学者由此主张部门法是宪法的具体化。

这样一来，一国实在法体系就可划分为有价值完备性与无价值完备性两个类型，前者应表达为法典、后者应表达为单行法。即使宪法也不能危及这种价值完备性，只能以合宪性审查的方式将法典与单行法结合成整体的法体系。[55]不得动摇完备性的价值，其实并不只是针对立法行为，它同样会限制对法律的理解。[18]进而，对该法而言，法典就不再是个更好的表现形式，而是唯一合适的表达形式。

认识到价值同时兼具完整与不完整的特性，这一点非常重要：不完整性说明了价值为何处于总则部分，因为它如同分则之共同部分一样，制造了分则的不完整性。虽然它经常如同共同部分一样，通过与分则结合适用法实践，但其本身仍应被认为是独立的标准，尤其是当它用来针对法典未曾明确规定的实践情形。

是时候直接面对价值的完备性。在此封闭体系之下，法官只需要借助逻辑操作即可对待决案件做出正确裁判，他们不过是一台将案件置于假言判断之下的涵摄机器罢了。

六、法体系的内部构成 （一）新的问题：价值完备与法体系的破碎 再次强调，为避免开头提及的两个错误，承认法典化与部门法划分的必然关联，恰当的法典化理论一定是关于特定部门法的。道理在于：提取公因式明显是以一种由个别到一般的归纳作业，且归纳的说服力严重依赖于个体的数量，个体数量越多则说服力越强。

[68]因此，如果行政法应当法典化，就意味着行政法本身具备自足的完备价值，它就不再来自宪法的授权，这势必导致利维坦式自我授权的行政国，这同样无法被法治所允许，[69]于是行政法就必然丧失法典化的理由。如果要想使法体系能有效涵盖未来，那么势必要放弃封闭性。现可总结宪法的体系化功能：宪法以最高法之地位，同时与一国法体系内的所有法律发生关联，并使得独立的法体系成为可能。对另外一些法律而言，其适当表现形式就是法典，其单行法化就成为遭受指责的原因。

[21]See Gerald Postema, Bentham and the Common Law Tra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p.421. [22]See Philip Schofield, Bentham: A guide forthe Perplexed, London: Continuum, 2009, pp.7-8. [23]See David Lieberman, The Province of Legislation Determin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219-240. [24]请参见中国《民法典》最后一条（第一千二百六十条）的规定。由于法典的完备价值具备毋需诉诸宪法的自足性，所以宪法既不能以自身的内容取代该法典的要求，也不能要求该法典贯彻宪法价值，否则都是对该自足价值的摧毁。

而这种完备的成文法典，正是通过实现法律的公共（开）性和易理解性，最终实现了民主的要求。[29]如果承认无总则之法典仍是法典的合适类型，那么它依然存在法典化的可能。

既然一部法律必须先得是成文法、然后才能是法典，那么法典就是一个专属于成文法的下位概念。但由《民法典》蔓延至其他部门法，却明显需要跨越法律部门的障碍，它还是理所当然的吗？更明确一点的表达是：行政法、经济法与环境法的法典化，都是《民法典》的合理结果吗？一旦答案是否定的，《民法典》就无法充当法典化的典范，其他部门法由此而来的法典化想象不过是缘木求鱼。